关于敦煌出土文献中的神秘民俗文化，学术界使用的主要有“敦煌民俗文化”“敦煌占卜文化”“敦煌术数文化”等相关术语。
“敦煌民俗文化”的概念，贯穿于高国藩的《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敦煌俗文化学》等专著之中。高国藩认为：“‘敦煌民俗’将取广义的概念，即敦煌写本中所涉及的一切民俗文化事象。”以《敦煌民俗学》为例，其内容包含敦煌民俗的方方面面：敦煌结社、生产、教育、家庭、婚姻、解梦、医疗、占卜、精怪、装扮、饮食、建筑、行旅、四时、驱傩、娱乐、舞蹈等。这其中与神秘预测有关的民俗文化均属于我们研究的敦煌神秘民俗文化的范畴，而燃灯风俗、浴佛节风俗、写经风俗、小调、歌谣、曲子词等则不属于敦煌神秘民俗文化的范畴。
“敦煌占卜文化”顾名思义是关于敦煌占卜方面的文化。就目前学术界对“敦煌占卜”的使用来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著作中使用广义概念的有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郑炳林与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等，论文中使用广义概念的有陈于柱的《从敦煌占卜文书看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的对话交融——以敦煌写本宅经为中心》、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刘泓文的《百年敦煌占卜文献论著目录》与《百年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综述》等。王晶波接受黄正建的观点解释地很清楚：“敦煌占卜文献，指保存于敦煌藏经洞的那些以吉凶预测为主要内容的术数文献。其类别，按黄正建先生的分法，应包括卜法、式法、占候、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等十二类。”狭义的占卜多出现在学者的论文中，如杨士宏的《敦煌古藏文残卷《鸦鸣占卜法》译释并探源》等。根据对比，敦煌神秘民俗文化与广义的敦煌占卜文化内涵基本一致，但更突出神秘预测与民俗的特点。
“数术”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词汇，《黄帝内经》：“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术数”，就是方法。《汉书•艺文志》：“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这六种数术分别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而《敦煌占卜文献叙录》中认为：“占卜术数曾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传统中国长期起着或明或隐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近世出土的古文献中，关涉占卜术数的就有三大连贯相继之系统：一是马王堆帛书中的占星、占候及阴阳五行理论著作；二是秦汉简牍日书；三是敦煌遗书中的占卜文献。”与《敦煌占卜文献叙录》的观念一致，关长龙在《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采用“数术”的概念。敦煌神秘民俗文化与《敦煌占卜文献叙录》《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中所采用的敦煌数术文化内涵基本一致，只是更侧重“神秘”与“民俗”的特点。
综上，本项目认为敦煌出土文献中的神秘民俗文化指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占卜、巫术、相面、梦书、宅经与葬书、符咒、精怪、禄命、隐遁、驱傩等材料所反映的我国中古时期的以吉凶预测为主要内容的神秘民俗文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有关占卜、巫术、相面、梦书、宅经与葬书、符咒、精怪、禄命、隐遁、驱傩等方面的材料是我国中古时期原生态的弥足珍贵的民俗资料。敦煌神秘民俗文化卷子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形成并按编造的模式配套成为系列的相面术士等使用的秘诀手册。
敦煌出土文献中神秘民俗文化研究近年来已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并已取得相当成就，高国藩的《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敦煌俗文化学》、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谭蝉雪的《敦煌民俗》《盛世遗风——敦煌的民俗》、郑炳林与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关长龙的《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等综合研究著作的出版，何丙郁与何冠彪的《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王尧与陈践的《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高国藩的《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郑炳林与羊萍的《敦煌本梦书》、郑炳林与王晶波的《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郑炳林的《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金身佳的《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王晶波的《敦煌写本相书研究》、王祥伟的《敦煌五兆卜法文献校录研究》、项欠多杰的《敦煌吐蕃占卜文书研究》、陈于柱的《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与《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等专项研究著作的出版，已经把敦煌出土文献中神秘民俗文化的研究水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整体看，目前关于敦煌出土文献中神秘民俗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写本钩稽、归类、移录、校勘、整理及其相关理论等方面，其中对敦煌出土文献中相面术士等人使用的秘诀手册进行文化解读、揭秘的成果较少。本项目在写卷研究叙录与写卷整理的基础上尝试着对敦煌出土文献中神秘民俗文化写卷的配套模式进行分析，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挖掘和探讨，对其历史源渊进行追溯，并进而对这些文化的内涵进行全面剖析，尤其要指明其中矛盾、违反常理、矫情之处。下面试举几例：
关于“涂黄土”：“涂黄土”是神秘文化止怪“原理”之一。在吴语与粤语、湘语等方言“黄”字与“王、往、枉”等字同音。因此“黄土”可以是“枉图”的谐音，指鬼怪害人的图谋是枉然。而北方方言“黄”字与“晃”字同音。“晃”是晃动不实，可以指虚假。把不结果的花叫“晃花”。如打麻将，谁都没有胜，叫“黄了”；希望落空，也说“黄了”。因此“黄土”是“晃图”的谐音，指鬼怪害人的图谋是落空了。
关于敦煌“求子符”，其是由“山、山、已、子”等字样组成的。左右的两个“山”字，实际是上下两个“山”字合成“出”字的诡变。“出子”就是生出儿子的意思。连写九个“子”字，就是可以养九个儿子。此符中的“已”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仅是要保存而显示“符”的笔画形象特征而已。
关于“两手过膝”、“两耳垂肩”：季羡林1949年发表文章说三国之后才有“两手过膝”“两耳垂肩”说法，是受印度佛经说释迦牟尼异相的说法的影响。然而在汉代及以前“两手过膝”与“两耳垂肩”的文献记载已经不少见。《论衡•骨相》所举圣人异相有“汤臂再肘”，《春秋纬•元命包》：“汤臂四肘，是谓神刚。”一臂再肘，两臂就是四肘。《礼别名记》：“汤臂四肘，是谓神明。”《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八肱，显然是再肘的变说。“再肘”即每个手臂有两个肘关节，比常人多了一节小臂，手便可达膝。也有说普通人的。战国《尸子》：“四夷之民有贯匈者，有深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常致之。”《山海经•海外南经》：“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穆天子传》卷二：“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 郭璞注：“即长臂人也。”佛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中都没有“两耳垂肩”。而《春秋纬•演孔图》：“孔子……手垂过膝，耳垂珠庭。”《吕氏春秋•任数》：“北怀儋耳。”又《恃君》：“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汉书•武帝纪》“儋耳郡”，应劭说：“儋耳者，种大耳。渠帅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淮南子•地形训》：“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诱注：“耽耳，耳垂在肩上。”可见，我国垂手过膝一说与佛三十二相中的虽相同，但其是我国文化固有的说法，而“两耳垂肩”是我国文化独有的。
再有，敦煌出土文献中的神秘民俗文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敦煌文书中的卜卦术多种多样，万变不离其宗的规律有：第一，趋于简化。如《灵棋卜法》用正方形棋子十二枚。只在一面刻“上”“中”“下”字样，每字各四枚。投掷后各用“一”“|”“一”表示，分别画在三个层次。如“”表示有“上”“中”“下”各二枚。这就是一卦。第二，把自己编造的卜法附会成是古代著名占卜者所创造。如伯4778号《管公明卜要诀经一卷》；或傅会到某个非常有预见性的著名人物。如伯3398号《卜法》的卦名有叫“周公卦”“孙子卦”“太公卦”的。第三，虽然是虚假的附会，但有的又是很有文心的另一种“创造”。所谓不巧不成书；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编造者借此显露设计语文机关的才华。例如所谓《孔子马头卜法》用九枚算子只能形成九卦。卦辞也很简单：“占己身及家口平安不。一算平安大吉；二算亦大吉；三身平安犹小口（指幼小的儿女）；四算身吉男厄；五算身吉妻凶；六算平安大吉；七算平安有信（有平安的消息）；八算平安；九算大吉。”竟然如此的简明浅显，与其他各种的繁难朦胧迥异，对比出并非是要骗人，而是作文章游戏而寓教于乐：我的这九卦是假的，你就应该悟出那“八卦”也是假的。第四，敦煌的占卜术往往启后世迷信之源。
研讨以上及类似问题的过程中，本项目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释证的方法。
通过研究本项目，我们知道敦煌神秘民俗文化卷子是相面术士等的秘诀手册，秘诀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形成并按编造的模式配套成为系列的，外人一般不易识破，只觉得神秘。敦煌保存的神秘民俗文化相关写卷，有全部配套的秘诀，通过破译那些秘诀的密码，使得广大群众知晓其中的来龙去脉。研究本课题，能使我们深刻认识隋唐五代时期主要流传于敦煌的神秘民俗文化，进而了解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民众信仰状况。同时，通过揭秘敦煌的神秘民俗文化，有助于破除封建迷信，从而有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文化自信与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